我的回忆
文：周玉平 （横板桥镇周庄人，原朝堂村人）
一、我的童年及学生时代
我的乳名叫周裕书，入学后取名为周裕平，为省笔画都习惯改为周玉平。我有四兄弟，因解放前深受战乱痛苦，我爸称四兄弟合名为太平团结。我爸叫周述保，我爸有六兄弟，爷爷居住在离雅居村六里地的袁家村，老大老三及叔叔，老五老六、老马在袁家村，老二老三早死，我爸是老四，因分祖屋住雅居村。我有四兄弟。还有四姐妹，大姐叫周秀娥，二姐叫周早娥，大妹叫周玉娥，还有一个婉妹，不到十岁因病夭折。大姐1936年出生，1954年出嫁，听说姐夫出轨，姐姐想不开自缢身亡，自缢时还有一个刚满月的外甥。我大姐很喜欢我，是我陪嫁坐轿嫁人。她年轻时老叫着要到新疆去当工人，因家乡偏僻没有去成，要是去了新疆那多好。
我出生于1943年农历九月二十一（民国32年）。同年出生的本家堂兄弟还有周裕义、裕才，所以出生时间不会错。出生在隆回一个偏僻的山村里。记得小时候家里穷，虽说土改时划为中农，实则穷得不可想象，家徒四壁，唯有四五亩田，年收成只有20多担谷，还要风调雨顺，一遇旱灾就无饭吃，只能吃杂粮，野菜。一家大小八口睡二个床铺，床上只有张一年四季都不换的烂竹席，垫上稻草，盖一床烂棉被。一到冬天睡觉时，用火桶放入被里烤火，火桶是用一个木框中放入陶钵。陶钵里放些柴火火炭。经常睡觉时，小孩不留意，把火桶踢翻，烫伤脚和屁股。小孩多，经常有人尿湿床铺，常常被爸爸用竹子打屁股打得哭声震天，打得再也不敢尿床。我爸身体不好，经常胃痛肚子痛，痛的厉害时经常在床上打滚，喊娘喊爹，我们心里像刀割一样。那时候家里穷，没钱医治，最多到附近四五里地的村子里去，喊土郎中找些草药煎服，效果不好，经常发作。记得每到逢年过节，人家高高兴兴，热热闹闹过年，我爸病一发作，家里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。一家人在痛苦中过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从出生到上中学，没吃过一餐好的大米饭，都是掺的红薯、玉米饭。每到青黄不接的月份，稻谷还没成熟，就去割禾穗把谷磨成粉，加水搅成一大锅，烧熟给大家填饱肚子。爸妈经常为一家八口吃饭发愁，穿的也是破破烂烂。爸爸会杀猪，经常穿一件满是猪油的长袍子，给人家杀猪得了一些骨头，下水拿回家煮着吃。我们兄妹都一年到头很少穿新衣，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，也很少穿新鞋。记得有一年我妈给我做双新鞋，穿着去看牛，把鞋放在山里头忘记拿，回去找，已被人拎走了，回家挨了一顿打。童年时期家里穷，姐姐和弟弟经常肚子疼，实际上是蛔虫发作，因无钱医治，姐姐经常痛的死去活来，不到40多岁就去世了。一个弟弟蛔虫钻了胆活活痛死，妈妈也因此痛哭流泪。过了十多年，妈妈一提起那个弟弟就泪流满面，说是只有他比较贴心。1950年刚解放，我已快七岁，到了进小学的年纪，就在村里小学读初小。哥哥裕太比我高三个年级，他成绩好，由于家里穷，爸爸经常因病无法下地干活。我哥不到15岁就干起了大人才干的活，比如犁田，是重工夫。我一辈子也没学会干。我初小成绩一般，贪玩，因为有哥哥姐姐下地干活，我就可以上高小中学。当时高小离家最近的是离家七八里地的桐木桥完小，去学校要翻一座高山。1955年我才上高小，因为开始进校是春季招生，后来改为秋季招生，多读了一个一年级。上高小那两年，我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，把一家人的饭做好吃完，早餐拿了个红薯就上学去了。每天早上七点多去上学，晚上五六点才回家，中餐没午饭吃，早上带些红薯玉米，春夏无红薯玉米，中午只能饿肚子，还好小时好玩，中午在操场玩一个多小时也不觉得饿。当时去桐木桥读高小的有同村的周玉凤、周玉义、周哲生、刘光林、周光顺。后来只有我一个读完大学，有的参军如周玉凤，还当了军官一团长。复员在县里当了武装部部长。每次回家都是开的吉普车，很神气；有的在家务农，有的读了中学没考上大学，在家开始当民办教师，后来都转了正，有的还当上了中学校长。1957年我高小毕业，考初中隆回二中，因粗心加上紧张，考试时把一瓶墨水弄翻，弄坏试卷没考上，回到家里。我爸很生气，狠狠的说，你考不上学校，没书读，一辈子当农民跟牛屁股，一辈子吃苦。我因此哭了几天，也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努力复习功课考上中学。后来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，晚上点上油灯，不怕蚊子叮咬，努力复习功课。那时考初中只考语文和数学，语文只考作文。没过两个月，荷香桥完小附设初中班招生，当时报考的有1000多人，只招两个班，110人，竞争蛮厉害，不像现在初中基本普及，我到舅舅家借了一斤粮票和一元钱报名参加考试。记得考的作文题是“一次有意义的劳动，”刚好和我参加生产队晚上的抗旱车水劳动，对上号了，写的比较生动，数学也基本都做出来了。考试完后，结果出来，我被录取了。拿了录取通知书，我爸脸上总算露出了笑容，同村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总共三人只有我被录取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
进了初中，我发奋读书，深知农村父老兄弟劳动太辛苦，供我读书不容易。我上课专心听课，做到课堂听课当堂消化，下课后认真做作业，成绩很快上去了，期末考试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。尤其代数几何，老师一讲就懂，很多同学都要我辅导。每期期末考试每名功课都是五分（当时实行5分制）。深得到老师喜爱，记得一个期末考试，每门功课都是五分，高兴的从楼下跑到楼上，一不小心在楼梯间摔了一跤，把头碰了一个洞，出了不少血，过了几年还经常头痛。我初中作文也进步快，除了消化课堂语文课本，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利用假期多看课外小说。期间，三本古典小说，“三国”“水浒”，“红楼梦”及现代小说，“林海雪原青春之歌”，都是假期看的，对我作文帮助不少，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。初中毕业后，学校老师把我作为全校同学的榜样，在校内贴出长幅红标语“向周玉平同学学习”。1960年我初中毕业，因成绩优秀，表现突出，被保送进邵阳地区重点高中邵阳市二中读高中。当年母校五中保送到邵阳市二中的还有刘再成周之德等五人。进入邵阳市二中，我被分配到第48班。同年级共有八个班，多是邵阳地区成绩较好的同学，还有邵阳市的几个同学。当时城里的同学有点看不起我们，城里分来的同学认为我们见识浅，胆子小脑子笨。我就不信邪，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超过城里同学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我的成绩不但超过城里的同学，并且在班上名列第一。高二考参加数学、物理竞赛，同年级八个班我都考的成绩第一。我的班主任老师沈桂英老师，他教我们几何，他的爱人杨期元教代数，杨老师是洞口人，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。年纪只比我大12岁他们俩对我很器重，经常得到他俩的鼓励和帮助。毕业后多年还有联系。后来他俩调到湘潭大学教我儿子的数学，退休后到美国儿女那里养老。1960年到1962年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，为中学生身体健康，国家保证每个中学生每月有27斤口粮，每餐大米饭三两。由于油水少，三两米饭吃不饱，只有等到星期天，城里同学不来校，我可以每餐吃三个三两米饭，吃的肚子鼓鼓的。1962年，我爸因饥荒加上病痛，又得了黄疸肝炎。1962年的一个晚上，我突然接到家里长途电话，说我爸爸快不行了，等我回去。当晚我就坐夜班车从邵阳赶到隆回。晚上没有回家班车了，我马上走路从县城走路，半夜到家，爸还有一口气，见到我后眼泪长流。对我妈说，他去后，要我妈讨米也要供我到高中毕业，直到考取大学。我当时泪流满面，看着哭着，直到他闭上眼睛。还好我在高中还享受二等助学金，每学期补贴15元，伙食费不足部分靠家里母亲哥哥帮忙补贴读完高中。1963年高考，当年高考，全国共有100多万毕业生，大学只招15万人。高考前也很紧张，有的几晚没睡好，考砸了。如我校42班一个尖子生，平时成绩称全校第一，由于考前紧张，几晚没睡，结果没有考上大学。第一天考语文作文，我由于紧张，把作文题“当我唱国际歌的时候”误看成是“当我唱国歌的时候”看错了题，考砸了，后来文革抄了档案，发现我的作文不及格，好在我数理化底子好，杨老师鼓励我一定要相信自己，要稳住，结果数理化、外语多在85分以上，（100分为满分）总成绩达450分，平均成绩达75分，在大学班上也算好的，只是没考到第一志愿中国科技大学，而被重点大学华南工学院（我的第六志愿）录取。后来华南工学院改为华南理工大学，也是国家985、211重点大学。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，我还在生产队出工，当时高兴的不得了，感到终于脱离苦海了，鲤鱼跳龙门了。要是我爸爸在多高兴。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都为我高兴，都用羡慕的眼光看我。不过当时并没有办酒席，因家穷办不起，不像现在大办酒席。1963年八月底，我校邵阳市二中考上华工的共有五六个同学。第一天从邵阳市坐火车到株洲，第二天转火车从株洲到广州，一路上高高兴兴，有说有笑。到了广州，天气炎热，蚊子多如牛毛，第一天晚上没有带蚊帐，被蚊子咬的斑斑点点。好在第二天就从学校领来了免费的蚊帐，再也不怕被蚊子咬了。到了华工，被分配到化工二系化纤专业，编号为8048班即第八系第四专业六八年毕业，辅导老师是邬国铭老师，班上共32位同学，大部分来自广东。另有湖南、江西、广西各两位同学。大学学习，每周只有十多堂课，每堂课90分钟，两节课中间休息一下，每天最多四节课，每节45分钟，大部分时间都是自习。大学学习主要靠自觉，自觉学习的同学，每堂课前要预习，课堂上要做好笔记。课后复习除课本外，还要翻阅大量资料。到大学三年级，我已可以参考国外外文专业书籍学习了。用功的同学自习时大多都去图书馆，因可以借到参考书籍。我经常去图书馆学习。到图书馆要去的早，晚去就没座位了。大学一二年级主要是上高等数学、无机化学、外语、物理等课，三年级学化工原理、物理、化学等课，基础课学完，四五年级上专业课，下厂实习，四年级还要下乡搞“四清”。我们学了三年后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不要下乡搞“四清”了。在大学学习几年，我功课基本保持良好，优秀的不多，因为大学同学都比较聪明。我班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，都比较用功。在生活上，我因家里穷，伙食费全部由助学金解决，每月15.5元，每天五角，吃的很好。1964年广州的大学都吃大锅饭，不限量了，放开肚皮吃，据说中南局书记陶铸说，要让广州的大学生吃饱饭。不到半年，我就吃成一个胖子了。班上同学都叫我周胖子，不得了，我害怕了。每天只吃两顿饭，省下早餐或中餐，每天省下一角钱或两角钱用于买衣服，不到一个月瘦下来，但全身无力感，改为每餐少吃一点。大学几年伙食费由国家负担，还有两元钱的零花钱用于买牙膏肥皂，零食也吃的少，一是饭吃饱了就不需要零食，那时广州的香蕉，一角三分一斤也吃的少。我那时候读大学，农村孩子不要花多少钱，总共五年，家里花费不超过50元钱，现在一天也不止50元，记得有一个寒假，家里给我寄了12元钱买火车票回家。我想买件衣服，用钱去兑布票，结果买到面上只有五寸布票的一叠废纸，上当了，家也回不成了，只好在学校过年，好在伙食不要自己出钱。再说在大学，我班同学都很注意锻炼身体，我也一样天不亮就起床，从宿舍出来爬上法学院，然后去东湖跑一圈，再往西湖跑一圈，然后吊吊单杠，双杠。7点多去食堂吃早餐——馒头包子加稀饭，上完课下午5点去校游泳池游泳，买月票去游泳，每月5角，每天2分钱。冬天也坚持游泳，广州冬天最低温度5-7度，下水也冷，但年轻不觉得冷，记得有一年冬天过大年那天，我照样下午5点多去游泳，等我上来已6点多，食堂都吃过年饭了，我吃点剩菜剩饭就算过了个年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我班同学都参加造反派组织“华工红旗”，但都没参加打砸抢过激行动，对教授的批判也是应付，走走过场，我还利用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时间自学了英语， 日语，后来基本能看懂英文专业书籍了。1966年下半年，搞红卫兵大串联，我先后到北京，济南、上海、重庆等地，坐车吃饭不要钱，记得在重庆借了15元钱后来参加工作还清了，记得1968年10月15日到北京，下雪了，零下15度，我班同学都没带棉衣，冻得个个发抖，有的冻得哭，好在住 在一小学不出门。1967年上半年，实行步行串联，我班7-8个同学从广州出发，走过中山八路过了珠江桥，一路西行，沿着西江步行到了广西梧州古袍金矿，下矿劳动，体验生活，得到了锻炼，每天一身汗，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土方数记工分。我和我哥每天天刚亮就去，中午带点饭或者红薯去当中饭吃，晚上才回。我挖土，哥哥挑土，手掌多起了水泡，也要坚持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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